浙大往事：从南宋古寺到西湖爱情

杭州东城外，有条蒲场巷，绍兴初年，僧人思净在巷子里修建一座普慈寺。蒲场巷其实离西湖很近，仅有五里地，元末，张士诚扩建杭州城，把蒲场巷圈进城内。明代，普慈寺被毁，后重建。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决定把寺庙改成书院，取名“求是书院”，开展新式教育，于5月21日正式开学。书院成立7年后，金石学家厉良玉等人在西湖边上，创立了西泠印社。

厉良玉的大儿子厉绥之在14岁那年，考入求是书院就读，结识了也在这就读的钱均夫、许寿裳等人。1902年，他们前往日本留学。按照要求，浙江学生在杭州上船，沿着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再去日本。与他们同船的，还有鲁迅、陈衡恪和陈寅恪。除了陈寅恪因为年龄小，在弘文学院中学读书外，其他人都进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并补习数、理、化、生各科。鲁迅、陈衡恪在江南班，钱均夫、许寿裳和厉绥之等人在浙江班。鲁迅和陈氏二兄弟，以及和钱均夫、厉绥之都曾住过同一间寝室，他们朝夕相处、互相探讨，关系非常要好。

1904年，学习完日语后，厉绥之接受鲁迅意见，一起学习医学。鲁迅就读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厉绥之就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钱均夫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三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但仍时常聚会。鲁迅最后决定弃医从文，在厉绥之的帮助下，完成毕业论文。他与钱均夫、许寿裳、周作人、朱谋宣一起租住在东京一处豪宅，并在门上署名“伍舍”，五人当时深情厚谊，如同手足。

回国后，钱均夫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史地科教员，许寿裳为教务长。鲁迅也受他俩引荐，在此校担任生理教员。没多久，学校教员间因新旧思想冲突而关系紧张，他们纷纷离任。许寿裳入职教育部，成为蔡元培的助手。早在1901年6月20日，蔡元培就到过求是书院，与厉绥之等人见面，蔡元培在当天日记里记录。许寿裳介绍鲁迅进入教育部，他们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并时相偕访图书馆。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天，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鲁迅全集》。

不久后，许寿裳到西北联合大学任教，任历史系主任，并为历史系考古委员会成员之一，当时考古室研究部主任是黄文弼，他们组织人员到张骞墓考察，进行初步发掘。后来，黄文弼成为历史系主任，主导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这是西北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开设有关考古学的课程。1946年，许寿裳到台湾，一方面，初步计划完成台湾文献目录的编纂，为台湾研究做好资料准备；另一方面，开始作为鲁迅研究者，撰写《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年谱》等多部记载鲁迅事迹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值得注意的是，把鲁迅作品引入台湾的第一人，正是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

与许寿裳、鲁迅的选择不同，钱均夫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担任校长，希望在教育前线上实现人生价值。钱均夫老朋友厉绥之的三弟厉麟似正此时就读于这所中学，他的同学是徐志摩和郁达夫，他们共同在钱均夫的带领下学习。厉绥之则继续在医学领域深耕，于1912年6月1日创办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厉绥之开启了中国自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浙江大学将其尊为“浙医之父”，他还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西医学教育之父”。

在求是书院时，厉绥之和钱均夫有位同学，名叫蒋百里。他们年纪相近，情趣相投，渐成莫逆之交。蒋百里比他们早一年先赴日本留学，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蒋百里与厉绥之等人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鲁迅积极支持这份刊物，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在上面。也是在此期间，蒋百里结识了梁启超，并执弟子礼。

蒋、厉两家既是世交，也为亲族，关系十分要好，蒋百里家人若生病，均请厉绥之帮忙诊治。蒋百里和厉绥之的二弟厉尔康交情更深，两人不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参加革命。厉尔康所写的《国防与物资》，蒋百里大为赞叹，并为此书作序推荐。厉麟似后来到日本、德国留学，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厉麟似在德国旅居十年，结识了周恩来、朱德、林语堂、陈寅恪和朱家骅等一批留德学人，回国后，由于辅修过军事学的经历，蒋百里便邀请他帮助自己翻译德国军事著作。

在德国时，厉麟似于1921年4月创立景星学社，旨在研究与传承汉学，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非政府国际文教组织，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组织，西方第一本专门研究汉学的期刊《汉学》也是由厉麟似创办的。厉良玉、厉绥之、厉尔康、陈寅恪、徐悲鸿、徐志摩、罗家伦、何炳松、郑振铎、邹韬奋、蒋梦麟、胡适、孙科、傅斯年、张大千、田汉和唐丽玲等人都曾是社员。景星学社被厉麟似的好友周恩来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厉家跟周恩来也有点亲戚关系，后来，厉麟似的儿子厉声教跟随周恩来，成为著名外交家。

其实，钱家与厉家的关系也很好，也是世交、亲族，和蒋百里家一样，钱家有人病了，都请厉绥之看。钱均夫的儿子钱学森小时候身体不好，得过两次重病，差点夭折，都是在厉绥之的照料下才转危为安的。1946年，钱学森回家探亲，见过家人后，第一个来看的就是厉绥之，他当时是下跪的，说道：“伯大人，没有你当初的照顾，就没有我钱学森的今天。”钱学森与蒋百里的女儿蒋英结婚，也是厉绥之做的介绍人。蒋英是徐志摩的表妹，也是金庸的表姐。

1933年，厉麟似与浙江大学女生部主任唐丽玲教授结婚，唐丽玲是上海名媛，也是钢琴家、电影演员。婚后第二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曾途经南京，住在唐丽玲家中，二人一块谈古典音乐。当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日后也成为杰出的钢琴家和歌唱家。唐丽玲任教的浙江大学，正是当初的求是书院。

求是学院成立后，相继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等称呼，并于1914年停办。1927年，浙江高等学校恢复办学，更名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第二年4月1日，改名为浙江大学。学校即在求是书院旧址，首任校长为曾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景星学社成员的蒋梦麟。

1933年10月，21岁的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外语系，插班就读二年级。胡乔木之前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秘密加入共青团组织，并迅速成为其中一个组织“读书会”的骨干。后来，他回到家乡，被吸收进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结果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虽然侥幸得以逃脱，可入党材料丢失。他本想准备再赴北平，寻找组织，但父亲要求他继续进入大学，也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只得遵从父命。

恰好，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施尔宜是地下党员，在他的帮助下，胡乔木重新与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让胡乔木办壁报，宣传抗日救国，并取名《沙泉》，意思是“沙漠里的一股清泉”，指在浙江大学这片“沙漠”之中，还有可以涌出“清泉”的一方之地。不过，校长郭任远严禁共产党在校内活动，所以亲手将胡乔木优异的成绩改成不及格，胡乔木最终只能被迫离开学校。当时，郭任远在学校里实施高压政策，逐渐引起了师生们的反感，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施尔宜自1931年9月进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由于他正直坚定和机智勇敢，善于团结同学而深受爱戴，被选为“浙大学生抗日会”主席。1935底，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第二天，浙江大学学生迅速声援，当晚，施尔宜被推选为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抗日救亡的主旨演讲。12日，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代表会议上，施尔宜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主席，联合全市各校学生，冒雪在杭州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20日晚，浙江大学校园被军警包围，按照郭任远提供的名单，军警逮捕学生会代表12人，校方还贴出布告，开除施尔宜等人学籍。次日，数百名学生，在风雨寒天中坚持10小时之久，迫使当局释放学生，承认他们是爱国行动并向学生道歉。随后，全校学生又开展罢课驱郭斗争，惊动了蒋介石。

1936年1月20日，蒋介石来到浙江大学，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指名要见施尔宜。在施尔宜和同学们的坚持下，蒋介石的威胁没有得逞。次日下午，蒋介石又将他们接到住所，一反昨日凶神恶煞之态，心平气和地聊家常，企图软化，施尔宜当然不为所动。因此，蒋介石不得不罢免了郭任远，并让陈布雷物色新的校长人选。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竺可桢，竺可桢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本文提到的大部分人，都是浙江人，数量太多，不再单独指出）。4月，蒋介石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并答应了竺可桢提出的“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国民党之干涉”的任职条件。

竺可桢到任后，取消一切不合理措施，使学校逐渐恢复正常，声誉日增，赢得了师生们的尊重，并在后来倡导“求是”的精神。5月，竺可桢通知施尔宜，恢复学籍，并补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农学学士学位。同一个月的29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施尔宜当选全国学联执委兼特种委员会主席。后来，为了革命方便，施尔宜改名为施平。

第二年，受抗战影响，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几经周折，最后到达贵州。在此期间，条件艰苦，但师生仍然坚持问学。早在1931年，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苏步青，就下定决心，要回到故土，到浙江大学任教，把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苏步青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后，培养了大量人才，坚持进行相关研究，取得极大影响力。1942年11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这几年也在这里求学。

顺带一说，抗战时期，由郑振铎等人成立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背后的实际策划者与支持者是厉麟似。厉麟似联合郑振铎、张寿镛和何炳松等人，在上海从日本与日伪政府手中为国家抢救出大量民族文献和珍本古籍，使这些“国宝”免遭日寇劫掠损毁或流失海外。他们一共收到善本4860部、普通本1.1万余部，为保存祖国文献做出了贡献。早些年，张寿镛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并被选任为校长，胡适、厉麟似和徐志摩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夏鼐少年时，曾就读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后来，光华大学演变为华东师范大学。至于何炳松，曾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1946年秋天，浙江大学搬回杭州。此前一年，竺可桢邀请曾在伦敦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吴定良任学校史地系教授，开设人类学和统计学相关课程。1949年，吴定良创建人类学研究所，邀请伦敦大学的学弟夏鼐前来任教。夏鼐与苏步青是温州同乡，关系较好，此后数十年间，两人多次见面。在浙江大学的短暂时间，夏鼐还认识了谭其骧等教授，并收到石兴邦为研究生。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竺可桢任副院长，郑振铎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2年，中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苏步青、吴定良和谭其骧到复旦大学任教，苏步青任数学系主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谭其骧随后也任历史系主任。1971年7月26日，周恩来批准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并同意《考古学报》《文物》和《考古》杂志复刊。次年，《考古学报》第一期出炉，竺可桢在上面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一文，引起学界轰动，此文至今仍然是考古界被引用得最多的文章，也是考古学人必读的文献。周恩来也一直对竺可桢关爱有加。

夏鼐与许多自然科学家的关系都挺好，有一年，他与竺可桢、赵忠尧等人一块在青岛休养，还打了桥牌；李约瑟访华时，钱三强代表郭沫若设宴招待他，夏鼐作陪。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受施平影响的胡乔木成为首任院长。1978年，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当初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苏步青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在这求学的施平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苏步青与施平也先后出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胡乔木邀请夏鼐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10年，夏鼐出生，第二年，施平出生。恰好一个世纪后，2010年，《施平文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年，《夏鼐日记》也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2018年2月14日，西湖大学成立，施平的孙子施一公出任校长；2019年5月20日，夏鼐曾经任教的浙江大学，成立艺术与考古学院。